1923年正月初八出生于广西荔浦县新坪镇，1942年3月应征入桂柳师管区三团三营一连二排当士兵；三个月后考入陆军通信兵第六团学兵队；当年年底随军进入印度，分在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新编38师直属通信营，经过训练后帮营长开车，1943年下半年随军攻打在缅甸的日军；1946年冬随新一军调到沈阳、四平、长春、吉林一带参加内战；1948年农历八九月，随新编38师在长春向东北人民解放军投诚。1950年回到荔浦。

　　2013年5月14日正午时分，在荔浦县新坪镇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我见到了90岁的何文才老人。

　　何老头发花白，因为年岁的缘故背有些驼，但他的听力、视力都没有明显的问题，老人的身体很消瘦，但总的看来精神不错。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条纹衬衣，脚上的皮鞋擦拭得锃亮，从外表看，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老人也是曾经叱咤缅甸战场的中国远征军中的一员。

　　坐在他家堂屋的大门边，我们聊了起来。老人说话声音很小声，述说起那些曾经的抗战岁月，始终语速缓慢，语调平和。讲到昔日隆隆的炮火和纷飞的子弹，也极为平静，像是在讲述小说故事那般淡定、从容。

　　老人说，打仗很复杂，稍不注意就要死人。

　　想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同乡，老人的眼睛有些湿润。

　　采访结束，我问老人，是否还留有当兵时候的照片或者文书，他说，“文革”期间被抄家，军服被抄去，其他的与身份有关的物件也都处理掉了。

　　这些往事，他极少和身边人提及，所以早年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也并不了解那段不寻常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过惯了普通农夫的平静生活，也已淡忘往昔的峥嵘岁月。

　　到今时今日，后辈们都过得很好，自己身体健康，儿孙孝顺，他别无所求。他现在与二儿子一起住，家里前几年建起了一栋小洋楼。

　　老人告诉我，他很知足。

　　一

　　我叫何文才，民国十二年(1923)正月初八出生于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我家里一共有四兄弟和一个妹妹，我排行第二。

　　解放前，我父母都是裁缝，靠在镇上帮人家做衣服维持生计。

　　民国三十一年(1942)3月，我19岁，桂柳师管区来镇里征兵，用抓阄的方式，抓到哪个，哪个就得当兵。按规矩，荔浦县每一个乡都要有人去当兵，我们总共一起去了100多人。

　　我们一大帮人走路到柳州东泉镇，然后被分到各个补充团，当时，一个师有三个团。我先是分在三团三营一连二排。新兵都必须经过训练，我在柳州受训三个月，主要练习队列和枪法。

　　三个月后，陆军通信兵第六团学兵队来招考学员。我就去参加考试，结果就真的考上了。因为我读过高小，那时候有小学文化就不错了，一般人很少读过初中，家里有钱才读得起，所以当时有很多文盲。考上以后，我就被调到宜山怀远镇，那里有一个兵营。我们学兵队在那里集训，学习通信技术，没学习多久，当年11月，就被调到昆明。

　　我们从广西宜山到云南昆明坐的是木炭车。木炭车是用报废车改装的，动力不行，它在平路可以走，上坡的时候，车上的人全部都要下车，大家用力推着车走才行。我们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通信营，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人，一共也只有300多人。

　　我们在昆明住了一个礼拜，然后和骡马一起坐美国的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到达印北汀江机场，最后辗转到了印度东北部的兰姆加训练基地。那时候连骡马都要空运过去，都是美国的飞机运送。中国人去那，什么都不用带，吃的用的美国人全包。

　　我们那时候被分在新一军新编38师直属通信营，新一军是孙立人的部队。我们进印度的时候，孙立人是新编38师师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升任军长。

　　当时中国通信兵第六团团部没有到缅甸，只是派了我们学兵大队去印度，后面到缅甸参战的时候，第六团还是在中国国内，也就是说，1942年我们到云南后，就脱离了六团，成为新一军新编38师的编制了。

　　二

　　在兰姆加训练基地，是美国教官给我们培训的，连骡马的驮载和保养也都接受他们的训练，不同的兵种训练不同的内容，打枪打炮不用我们管，我们通信兵就在那里学习发电报、架电线。那些美国教官讲话我们听不懂，要靠中国翻译。

　　后来，上面发了十几架汽车，大车、小车都有。每个单位都有车子，连步兵都有车子。要装器材和弹药啊，装人啊。当时营里没有驾驶员，得派人去学习开车，我就被安排去学开汽车了。

　　教练是一个白人美军中尉，他先在地面上用石灰画一条比车宽一点的弯弯曲曲的路，练习几天后，就换成竹竿，10天之后我们就可以开车上路了。学会开车以后，营长徐元中让我帮着开他的那架美式吉普车。我们营长是个中校，浙江浦江人。

　　在那边除了帽徽是中国自己的，部队用的全是美式装备，我们的布帽帽徽是铁皮的，后面有两个孔，用线缝上，钢盔帽徽是印上去的。士兵有皮鞋、袜子穿，衣服没有规定多长时间才能换一套，破损了就可以换新的。官兵都是一样的衣物，就是领花和肩章不一样。训练期间，天天都有新鲜牛羊肉吃，吃得连撒尿都有牛屎味！作战期间，吃的也有猪牛肉、南瓜、冬豆、饼干罐头，连香烟、手纸都天天发。驻地附近有很多竹子，所以营房、食堂、桌子、床，包括屋顶都用竹子做成的。

　　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有40卢比的军饷。

　　三

　　我们在印度训练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开始反攻缅甸打日本鬼子了。

　　我们营被调往缅甸。

　　部队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利多镇出发，沿着塔奈河谷向西，不出一两天就进到绵延数百里的野人山脉和荒无人烟的胡康河谷。步兵穿越大山，从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无人区里走进去，我们通信营是开着车从公路进去。遇到有日本人的时候，步兵就和他们交火。扫清路障以后，队伍又接着往前推进。

　　我们通信营是辅助性质的，打仗的时候，前线要和后方指挥部联络，通信营就负责首先通电，如果电线没通的话，就要搞无线电，随时要发电报啊。

　　我负责开车带着营长上战场。他一般不上战场的，遇到紧急情况才去。有时候遇上我们的人和日本人开火，我们就在一两里路远的地方用望远镜从侧面看一下情况。有时候看见双方对射，步兵会冲过去。打仗的时候需要看地形，平原地区和坡地的打法不一样，有山的地方又不一样，打仗是好复杂的事情。

　　那时候的武器没有现在的先进，但是子弹不长眼啊，有些人一上去就被打死了，有些人是打了一天的仗也没有受伤，都要看运气。

　　在野外露营的时候，我们常被日本人放炮轰炸。有时候正在吃饭，或者睡着觉，炮弹就放过来，东西都被炸飞了，人也会被炸死炸伤。所以虽然通信营没有直接和日本人交火，但还是死了很多人。

　　四

　　民国三十四年(1945)，缅甸日军战败了。当年8月初，我们回到云南曲靖郊区休整。

　　算起来，我在缅甸待了有一年多时间。

　　回到云南没过几天，街上有人在放鞭炮。听说是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都非常高兴，纷纷鸣枪庆祝。那些天老百姓放了好多鞭炮。

　　民国三十五年(1946)冬天，我随新一军调到沈阳，在沈阳、四平、长春、吉林一带驻防。那边当时不晓得有多少部队在打仗。其实，在去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在打仗，从来没有听说，上面也没有宣传过。我们当兵的，上面让你打哪个，你就得打哪个，当兵就是要服从命令，轮不到你讲话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农历八九月，天气有点想冷还没冷的时候，新一军新编38师在长春向东北人民解放军投诚。不是俘虏，我们是投诚的！当时投诚的不止我们军，还有好多都投诚了。

　　之后，我们被安排在长春一个“解放团”里集中学习，学习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当兵的和那些当官的是分开学习的，我学了8个月，有的人不止学8个月。学得好的，就可以出去了，想回家也可以，想去其他地方投靠亲戚、在那里落户也可以，还会按照路程的远近给你路费。等于说是给了你自由，让你当老百姓了。

　　但是那时候，广西还没有解放，我还回不来。

　　我就从“解放团”领了从长春到吉林的十几块钱路费，跑到吉林的干妈家里。吉林那里有个姓李的老妈妈，她的丈夫姓蔺，没打仗的时候我和她的儿子蔺相必关系很好，就拜她做干妈，所以落户在她家。

　　干妈家附近有个金铜矿，我去做了几个月矿工。手里有钱了，我就在1950年回到荔浦老家。回到家，我已经二十几岁了，别的也不会，于是就在家里跟着父母学裁缝。我几个弟兄都是学裁缝的。1952年，国家不让私人单干了，我们镇上就成立了车缝合作社，搞大集体制，一直到1982年解散。我是1951年2月和本街的朱氏结婚的，婚后我们有三个儿子。我现在跟老二一家一起生活。

　　我投诚前是上士，是在缅甸打仗时提的。当兵的有几等，有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士又分为上士、中士、下士，到了上士就到头了，再往上就是当官的了。

　　当年我们荔浦有好多人去当兵，回来的没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