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8日出生，广西桂林人。先后毕业于南京步兵学校及黄埔军校14期步科。历任西安委员长行营运输队中尉排长；65军154师923团9连中尉排长，460团7连上尉排长，460团2营少校营长。多次参加对日作战，在江西小江和日军作战嘴巴中枪，至今不能吃干饭等硬食。现居桂林市东安街北二巷41号。

　　第一次见到黄埔老兵黎德，是在2012年12月22日，这天是桂林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暨后代联谊会新年团拜会，我为到会的十几位黄埔军校同学每人拍了一张单身像，就这么认识了他。

　　会后的第二天，我辗转联系上了黎老的女儿。

　　在桂林市东安街北二巷41号一单元楼里，我再次见到了老人。他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老人家的客厅里堆满了各种生活用品，使得原本就不大的空间显得更加狭窄拥挤。老人的房间估摸只有10来个平方米，靠入口的书柜上，堆满了各色书籍报刊，床头的老式木箱上，随意地码着几件换洗衣服。老人说这间原本是他外孙的住房，他搬过来以后，外孙就去外面租房住了。

　　老人因为年事已高，行动有些不便。交谈中左手上拿着纸巾不时擦着眼泪，他说那是因为在抗战中三叉神经被鬼子的子弹打坏，导致多年以来眼睛经常流眼泪。

　　他说，从1945年7月脸颊负伤直到现在，他只能吃稀饭，稍硬一点的东西都不能吃，说话也困难，吐字不清。近70年来，他过着没牙的生活。说到脸上的伤，老人先后讲了不下三次“我是最背时的(桂林话，意思是倒霉，下同)”，每每说到对日作战的经历，他的口气中总透着对当年日本鬼子切齿的恨。

　　问老人身上还有哪儿受过伤，他顺手掀起军大衣，他肚脐上方一寸多的地方，赫然露出一左一右两个花生粒大小的伤疤来。这让站在老人一边的女儿女婿大吃一惊，他们非常诧异，这么多年以来竟然从未听老人提起这处旧伤居然也是枪伤。老人说那是一次他率队伏击小日本，战斗中一颗步枪子弹从侧面射过来，正好打中他的肚皮，在肚脐上面几厘米这个位置，从左到右贯穿。

　　面对女儿的嗔怪，老人淡然地答道：“这点伤算什么，我打仗的时候起码差点死了五六回呢。”

　　对于那场战争，老人说：“我们给中华民族出了一口气！”

　　做完访问，我起身准备告辞。老人喊我等一下，然后转身走进卧室，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百元钱。黎老将钱塞到我手上，然后指了指桌上那袋水果，非常认真地说：“怎么能让你花钱买东西呢？不能占你便宜的！”

　　原来老人竟是在责怪我不该花钱买了水果来看他！

　　被他这一说，我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慌乱地把钱递回他手上，他又塞到我手上。

　　双方如此客套两个来回后，我拿他没办法，只好大声对他喊道：“是你女儿买的，我只是帮她提上楼！”

　　老人闻言一怔，回过头去问女儿是不是真的。我用力冲黎大姐挤挤眼，将钱放到桌上后快步走出门，结束了这次探访。

　　一

　　解放前，我们家是居住在桂林丽泽门附近的贫苦人，父母生了我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加我这个老幺共4个小孩。

　　那时候家中实在贫穷，我9岁就被母亲卖到荔浦县屈家卷烟铺。因为受不了养父母的虐待，五年后，民国二十年(1931)，我偷跑到柳州参加了童子军。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我们接到命令北上。

　　我们一路经过湖南新宁、江西萍乡，到达江西省会南昌，在南昌又训练了半年就毕业了。部队冬天徒步行军，穿着草鞋，背上还背着40多斤的装备，下雪天行军的时候很多士兵的草鞋磨坏了，就打赤脚走路，一路走一路流血，经常看见雪地里留下一行红色的血印。从桂林到南昌，队伍走了一个多月。

　　随后，第4军把我们那个队的100多人从南昌一起送到南京步兵学校训练了一年多，紧接着就又送往在浙江杭州的中央防空学校，在那里，我系统地学习了两年炮科。

　　民国二十五年(1936)末“西安事变”前，我被调入西安委员长行营，在运输队当中尉排长。“西安事变”之后，下面的兵都划到各个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剩下70多名军官被部队保送到广州燕塘黄埔第四分校14期步科学习。

　　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日军从广东淡水开始实施大规模登陆，广州战役随即爆发，军校已经被迫迁往德庆，最后迁到贵州独山。没有全面抗战以前，校长蒋介石时常下午趁游戏的时候就开车到学校去，检查卫生、军纪，全面抗战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了。

　　南京保卫战后，我奉命从军校补充进驻扎在广东从化等沿海地区担任守备任务的第65军，在第154师923团9连当中尉排长，半年之后调去460团7连当上尉排长，具体时间是半年多还是一年多，好像是9个月，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升任154师460团2营少校营长。当时我那个营下面有4个连、一个炮排、一个通讯班、一个警卫班，按照编制每个连应该177人，实际上我们只有126人这样。

　　我在营长的位置上一干就干了8年。

　　二

　　日军进攻广州时，我们第65军在三水、惠州、梅县一带驻防。

　　民国二十八年(1939)末，在广东河源县一个叫赤白泥的地方，我带了一个排长、一个副排长和他们手下的三个班，共三十七八个人在路口伏击日军汽车。来了两辆供给运输车，打下这两辆汽车，我们缴获了蛮多东西，糖啊、酱油膏啊、白油，还有煮饭的火等物资。这些都是日本人送的补给，一个小罐子里面的油，刚好可以煮熟他一个饭盒的饭——— 这是缴获了他们的东西以后才晓得的。

　　日本兵在对我们进行还击的时候，我的腹部中了对方的冷枪，一颗步枪子弹从侧面射过来，正好打中我的肚皮，在肚脐上面点这个位置，从左到右被贯穿了。最后，车上的日本兵都被我们消灭了，缴获的汽车因为用不着，就一把火烧掉了。

　　这次伏击战中，还好只是被打穿肚皮，没有伤到内脏，我休养了没多久就又回队伍了。

　　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于12月8日凌晨偷袭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珍珠港，不足8个小时后，又开始进攻香港，8点多空袭启德机场，让英军的防空力量瘫痪了，同时袭击深水埗军营。英军、加拿大军和印度军队参与了战役，抵抗以酒井隆为首的日军。

　　12月8日中午，日军渡过深圳河，12月11日攻克英军最主要的防线——— 醉酒湾防线，并占领新界及九龙。日军曾派代表要求英军投降，却遭到港督杨慕琦拒绝。日军于是在12月18日渡过维多利亚港，并攻击香港岛，英军节节失利。

　　当时，我们在广东内陆刚跟日军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就接到命令紧急增援香港。队伍日夜兼程地赶到香港对岸的时候，香港已经沦陷。我们在对岸守了一阵，没与日军开战就折返了。

　　虽然我们没有参加在香港的对日战斗，但之后我们在内地经常和日军打仗，而且战斗更加激烈了。有时候双方打一天、两天，有时候打一个多礼拜。参加的战斗多了，现在记不清什么了。

　　现在人老了啊，我经常刚想起的事情，等下就忘记得一干二净的。

　　三

　　民国三十四年(1945)7月7日，我们在江西小江与日本人遭遇。我们在那里对峙了7天6夜。追击日军时，我下颌中弹，被日军的步枪子弹打中右边脸颊，下巴这里造成贯穿伤。

　　这一战，我们只剩下5个人，5人都负了不同程度的伤，但弟兄们没有抛下我不管，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把我从战场上背了回来。之后我被送到湖南衡阳治伤。

　　我最背时，打了这么多仗，经过的危险有不少，有五六次都差点要死了，不应该活到现在，可谁知在日本鬼子要滚蛋的时候，还挨了他一枪！

　　当年我在部队，总是做到善待士兵，义字当先。

　　我当排长的时候，曾经有段时间连续四个多月缺乏军粮，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必须亲自给每个士兵盛饭，因为当时的供给只够煮稀饭，如果让士兵自己盛，先去的肯定会把下面的米捞掉，后面的就只能喝米汤。为了吃饱，有的士兵争执起来甚至拔枪相向，所以我就亲自公平地给士兵们盛饭，避免内部冲突。发军饷的时候，我只留下够自己伙食的少部分钱，其余的都给了有困难和有需要的士兵。正因为这样，当我在战场上负伤的时候，弟兄们硬是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把我从战场上背回来，要不然我的命就留在战场了。

　　我是最背时的！日本鬼子快投降了，马上就要滚蛋，还把我打成这样。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上海光复，部队把我送到上海陆军总医院治疗。部队确定我为二等伤残军人，按当时的政策由国家抚养10年。

　　民国三十六年(1947)从上海出院以后，又送我到江西上饶的荣誉军人临时教养院休养，那里是国民党中央军政部设在上饶的专门收留在抗日战争中负伤的国军军人的。我的伤一直没好透，伤口久不久就流脓，我就一直住在上饶的医院里，住了三四年。那时候，我领着工资，由政府帮我治病。工资有多少，我搞不清楚。只记得发工资的时候，票子就有一沓。

　　解放前，我本来也有机会去台湾，但是上面规定不能带家眷一起去，我考虑家里还有老母，作为男人我不能光顾自己而留下家人无人照顾，再加上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一旦退到台湾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回得来。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

　　国民党部队疏散的时候，我的伤口还没有痊愈，离开陆军总医院时伤口仍然在流脓。在医院帮我做手术的是一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少将军医，帮我从肋骨取出了一块骨头补到牙床和下颌，让我基本能吃饭和说话，还给我做了植皮手术，让我本来狰狞的面目有了很大改善。那个医生本来还要给我再做一次手术，相当于整形修复，他说过要让我的右脸颌骨恢复得和左脸一样，但是我拒绝了，我觉得太痛苦，我想能恢复成这样已经很知足了。

　　从上海出来，我的下颌始终还未痊愈，有一天从里面挤出一根铁丝一样的东西，我用力把它抽出来后，过了一段时间伤口就愈合了。

　　1950年，上饶荣誉军人临时教养院解散，我领了路条一路辗转，8月20日回到了桂林，直到今天。(刘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