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月牙山龙隐岩《元祐党籍》碑的左下方有一件石刻，上面凿痕累累，可以辨认的只有12个字。这件石刻的作者是康有为。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改良派领袖、保皇派首领。毛泽东称誉他是“先进的中国人”。他熟读儒学，却又斥之为伪经；他宣扬忠君保皇，却又娶日本老婆，炒墨西哥地皮，做加拿大股票。清光绪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这年冬天，37岁的康有为来到桂林。他要在这里开课授徒，宣扬维新变法思想。

　　著书被议埋祸根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开堂讲学，延揽徒众。陈千秋、梁启超拜他为师。当年，康有为写成了标新立异的著作《新学伪经考》，使得他在学术界的名气瞬间显赫起来。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小林说：“《新学伪经考》这本书从名称上来讲，好像是一本学术论著，来进行考证，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对所谓的新学和它是不是伪经进行考证，而是要为他的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他在这本书里就对封建统治者奉为官学的古文经学进行质疑，对它的权威的地位进行质疑。连封建统治者奉为官学的金科玉律，都可以被质疑，都可以被怀疑，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变革呢？所以这本书一出版，对思想界是一种思想的解放。”

康有为像

　　《新学伪经考》给康有为带来了名气，也埋下了祸根。1893年，康有为乡试考得第8名，成为举人。次年二月，他与梁启超一同入京会试，谋求功名，不料名落孙山，只好灰溜溜回到广东。祸事接踵而来。给事中余晋珊趁机弹劾他，说他“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就像春秋时的少正卯，倡导异端邪说，圣世不容。这件事的后果，一是焚毁《新学伪经考》，二是禁止康有为在广东讲学。这样一来，康有为开始经受种种毁谤，在广州呆不下去了。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曾于1892年拜入门下的桂林人龙泽厚。龙泽厚曾力邀康有为前往桂林讲学。

　　桂林旅游学会会长庞铁坚说：“那个时候龙泽厚在四川做官，做知县。1892年他回老家探亲，就经过广州，正好康有为在广州办学。那时候走水路，要从长江上海广州这么过来。龙泽厚希望康有为有机会到桂林去办学，传播新思想。”

　　第一次桂林讲学

　　1894年农历十一月，康有为由广州启程，四十天后抵达桂林，住进了龙泽厚为他安排的叠彩山景风阁。在接下来的讲学中，康有为遭遇了桂林学术界给予的冰火两重天的待遇。

康有为游龙隐岩绝句

　　当年，桂林共有四大书院。分别是：桂山书院，山长周璜；经古书院，山长龙朝言；秀峰书院，山长曹驯；宣城书院，山长石成峰。这四位山长都是清朝的“翰林”，在地方的声誉很高。事隔六十多年后，当年参与讲学的龚寿昌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四人对康有为的态度各有不同。周璜很佩服康有为的学问，经常往来，唱和诗词。曹驯则回避与康见面。龙朝言虽与康有为往来，但不敢十分接近。石成峰则与康无来往。”当年同样参与讲学的廖中翼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也有相似的记录。曹驯甚至“往拜不答，且愠形于色”，认为康有为“非圣无法，离经叛道，为害将无所底止”。

　　康有为碰了钉子，只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游历桂林山水，每天搜岩剔壑，还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于越山的两个山洞，一个叫康岩，一个叫素洞，并写诗说：“康岩素洞足烟霞，桂树幽幽吾所家。”有一天，康有为来游龙隐岩，在《元祐党籍》碑前沉吟良久，想着自己因著书讲学被议，避祸桂林，不由得感慨万分，奋笔写下了《观元祐党人碑记》。戊戌变法失败后，石刻被凿毁了。

　　1895年正月，康有为返回广州，第一次桂林讲学结束，历时40天。

　　第二次桂林讲学

　　1897年正月十日，康有为再次来到桂林讲学，仍然居住在龙泽厚为他安排的叠彩山景风阁。这一次，康有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讲学历时五个月。

　　桂林旅游学会会长庞铁坚说：“康有为是第二次到桂林，跟第一次比，不管是客观环境还是他本人，都有很大的变化。从客观环境来说，甲午战争失败，全国人心思变，呼吁变法，强国的思潮可以说是风起云涌。从他个人来说，中了新科进士，是个风云人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他正好在北京参加科举，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这次“公车上书”运动就是考试的举人们联名写信给皇帝，要求变法。签名的学子有1300名，据说其中有99人来自广西。所以这个时候到桂林来，他受到欢迎的程度，受到重视的程度，都不是第一次可以比拟的。”

　　康有为一到桂林，门生故旧赶趋来见，气氛十分热烈。桂林官绅也对康有为的到来表示出欢迎姿态，秀峰书院山长曹驯尽管依然不与交往，但态度已不反对。至于唐景崧、岑春煊、蔡希邠、周璜，这四人对康有为在桂林的第二次讲学给予了大力支持。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记载了当年圣学会开会时的盛况。“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岐按察希邠激昂高义主持之，乃为草章程序文行之，借广仁善堂供孔子。行礼日，士夫云集，威仪甚盛。既而移之依仁坊彭公祠，设书藏讲堂义学，规模甚敞。”

　　位于依仁路的桂林市工商联合会的办公场所，就是当年彭公祠的所在地，也是圣学会的会址。康有为开设桂林圣学会，其目的就和1895年8月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一样，旨在培养变法维新骨干，扩大社会影响。圣学会顺利开设之后，康有为在桂林又成立了广仁学堂、创办了广西第一份报纸《广仁报》，以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广仁报》的内容主要有：论说、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短评等，“论文多以外患日迫，国势日弱，亟应变法维新，以图挽救为中心论题之标准。”

　　就这样，短短五个月时间，康有为第二次桂林讲学便风生水起，桂林也一跃而为全国维新运动的活跃地区之一。“北肇强学于京师，南开圣学于桂海，湖湘陕右，角出条奏，云雾既拨，风气大开。”这是梁启超给予圣学会的高度评价。

　　1897年农历四月，康有为携门人龙泽厚、龙焕纶、龙朝辅、汤觉顿、王浚中等十余人，骑马游龙隐岩，这是三年来康有为第二次游龙隐岩，再次伫立《元祐党籍》碑前，他百感交集，写诗三首。“媪相熏天锢党人，鞭鸾笯凤已千春。只今龙隐岩边路，却为遗碑动马尘。”这是其中的第一首，遗墨如今收藏在广西桂林图书馆。

　　维新变法播火种

　　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然而仅仅历时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变法维新运动迅速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桂林圣学会解散，《广仁报》停刊，康有为在桂林的绝大多数题跋也被守旧派当做“逆迹”悉数凿毁。秀峰书院山长曹驯在当年的科举考试时，更是得意地以《天下大悦论》为题，命考生作文表达“欢乐心情”，嘲笑康有为的变法失败。

　　然而，变法的火种已经播下，维新的思想已经扎根。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沦为保皇党时，曾在桂林认真聆听康有为讲学的马君武，却成为同盟会中反封建的重要成员，并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广西的风云人物；曾全力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岑春煊，也顺应历史潮流，拥护共和，奋起抗击恢复帝制的袁世凯；而最早将康有为请至桂林讲学的龙泽厚，最终也与“保皇”的老师分道扬镳，坚定地站在了反封建的革命党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