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中原到广西,从流寓作家到本土作家,从接受到逐渐繁荣并走出广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虽然明代以前广西本土作家已有些许,但论及文学成就最高、最早令天下人瞩目者,非明代后期桂林张鸣凤莫属。
张鸣凤,字羽王,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生卒年不详,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考中举人,历经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因世居漓山(今桂林象鼻山)西南麓云峰寺附近,故晚年自号“漓山人”。
宦海沉浮
张鸣凤自幼聪慧过人,文才出众。其友人吴国伦在《桂林张司理羽王》一诗中说道:“羽王发西粤,弱冠称绣虎。负气一何奇,凌厉向千古。”张鸣凤参加童试(即童生试,是明清两代取得生员也就是秀才身份的入学考试,应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统称童生)时,广西学政谢少南发现他才华横溢,便对他说:不必担心出不了名,只怕没学问。于是将一套《汉书》赠送给他。幼年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张鸣凤的求学生涯颇为顺利。
张鸣凤成年后,师从王宗沐学习漕运方面的知识。王宗沐曾官至漕运总督、刑部左侍郎,著有《海运志》、《海运洋考》、《漕抚奏议》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张鸣凤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从此走上了从政之路。但其仕途坎坷,几遭贬谪。
张鸣凤做官期间,正值明代中后期,奸臣严嵩父子当权,吏治黑暗。朝廷内外官员黜升进退,都由严嵩决定。百官纷纷攀附严家,正直的官员逆其意,轻则遭贬谪,重则遭杀害。后七子中的王世贞、李攀龙、吴国伦等人也因事先后遭贬外放。与王世贞等素有交往的张鸣凤亦免不了饱受不平。
关于张鸣凤在宦海的沉浮,友人沈明臣在《张羽王书来兼寄所著浮萍集又因得其谪蜀信作》一诗的序言中作了概述:“由雷州司理改黎平,由黎平谪六安判官,由六安转参浙帅,由浙帅檄修漕河书于淮,书成倅苏州,由苏州转京兆,未到官被劾下狱,乃今谪利州卫经历。”根据这一记述,张鸣凤在中举后,不久任雷州(今广东雷州市)司理,后改黎平(今贵州黎平县),由黎平贬谪六安(今安徽六安市)为判官,又迁应天(今南京,当时为明朝的南都)通判,再转京兆,但未到官就被弹劾下狱,后又谪判兴国(今湖北阳新),再谪利州卫(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县。卫,明驻兵的地点,驻军人数比“所”多,后来只用于地名),最后改为王府官(王官为贬官),遂携妾周洁弃官归桂林老家。自此,居漓山之下以山水为乐,避客著书,颐养天年。
诗歌创作
在明代隆庆和万历年间,张鸣凤是一位非常活跃的诗人,他与许多诗坛名将特别是王世贞、吴国伦,都有密切的交往,并多有唱和,时人与后人对其评价颇高。
张鸣凤一生有诗集多种,如《适然集》(卷数不明)、《过江集》(卷数不明)、《移楚集》二卷、《浮萍集》十卷、《东漕集》一卷等。虽然至今多数已散佚,实际存诗仅122首,但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按体裁分,有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排律、四言古诗、七言古诗;按题材内容分,则多为赠答、记行、游宴、即兴述怀及山水之作。由此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尝试是比较全面的。
根据张鸣凤的人生经历,可将其诗歌内容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为宦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张鸣凤生于桂林,但自登科后,便长期在外。在这段漫长的宦游过程中,他用清雅而又忧伤的笔触,记录了途中的见闻及对自身不得志的感慨,如:
七夕渡宝鸡渭河
山月已西落,行人东渡时。
只愁牛女笑,霄济欲从谁?
夜宿龙阳
沅水风生起夕寒,武陵山色雨中看。
不知泪血何人洒,化作枫林万树丹
二是归居桂林的山水之作。山水作为观赏与寓情的对象,是展示诗人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在政治极度黑暗的明代中后期,官场是极其险恶和不自由的。于是,郁郁不得志的张鸣凤就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仕途失意的最佳休憩场所。在回归故里的晚年,张鸣凤在诗歌内容上多以吟咏山水为主,作品中时常借桂林的奇山秀水,抒发诗人逃离官场、身心得以解脱的惬意,以及对无限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的满足。如:
晦日游隐山
节晦前朝重,春山胜事多。
岩虚浑驾水,石长半凌波。
日影惊鱼跃,泉声答鸟歌。
韦吴碑在否,不惜更摩挲。
漓江口田家
查卧横侵汲道,崖倾半没枫潭。
落日射鱼矶上,闲时种豆南山。
酌栖霞洞口
洞门烟景媚春晴,下绕东溪水更清。
乍落芳桃惊浴鹭,渐垂纤柳隐啼莺。
看碑转觉名难立,对酒宁知句易成。
吸折岩花簪不定,接篱乘醉任攲倾。
散文成就
张鸣凤的散文成就要远高于诗歌,且影响较大。著述主要是《桂胜》十六卷,《桂故》八卷和存于《羽王先生集》中的《西迁注》(又称《西征注》)。其中,最具文学色彩、最能够代表张鸣凤散文成就的是《桂胜》和《桂故》。
《桂胜》与《桂故》系张鸣凤万历十七年(1589年),应两广总督刘继文邀约而作,两书内容互补,实为一体。这两部著作自刻印发行后,因其内容丰富、体例编次分明、材料安排科学合理,对后世影响一直很大。1988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印行《桂苑书林》丛书,其中收入了《桂胜·桂故》,以校点本的形式出版发行,校点者为齐治平、钟夏二位先生。该书以民国《古学汇刊》本为底本,是目前错漏较少的一个版本。
《桂胜》共十六卷,每卷大致由五个部分组成:首先列出名胜名称,介绍名胜特色与地理位置;其次为相关前人的“诗”、“文”;再次为前人游历时所留摩崖“题名”;最后张鸣凤作“漓山人曰”,对景点来历略作考述。其中,中间三部分是前人著作,张鸣凤的功劳在于搜集留存,具有很重要的辑佚作用;只有每卷的首尾两部分,属于张鸣凤的原创。在每卷的末尾,张鸣凤都有一段自述的话,颇有司马迁《史记》中“太史公曰”之趣。这段话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其一,介绍该卷景点当时的石刻现状;其二,记录自身的感慨、见解;其三,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述;其四,对该卷具体材料取舍的原因作一交代。
顾名思义,《桂胜》的编写是为了向世人展现一个完美、极富魅力的桂林。为此,张鸣凤在编纂时精益求精,在材料选择时十分严格乃至过于谨慎。他将一些消极内容摒弃不用,足见其用心之良苦和以民为本的正义精神。但《元在庵主人石堂歌》这类研究印度佛教的石刻文献及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元祐党籍碑》、《崇宁奖谕敕书》、《抗元纪功碑》等被弃不用,则甚为可惜。尽管如此,《桂胜》还是纳集了丰富的石刻文献等各方面材料,其搜采之详实结合精善的体例,再加上一丝不苟的考订精神,使该书极具特色与价值,成为广西十分珍贵的地方文献;一些重要历史材料虽不被录入,但作者还是在每卷卷末作一一交代,使后人得窥当时石刻之情况。
在现存的诸多关于古代广西的笔记中,《桂胜》算是保存得比较完善的。其丰富的资料性,使其成为研究广西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其收录的众多山水诗、文也是研究广西地域文学、游记文学、山水文学的重要资料;其所提供的题刻、留名更是研究旅桂文人在广西行踪的珍贵文献。客观地说,张鸣凤及其《桂胜》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没有十分显著的位置。但如果仅从广西文史的角度进行审视,张鸣凤及其《桂胜》又确有着甚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
《桂故》共八卷,人称其为《桂胜》的姊妹篇。在内容上,它是对《桂胜》相关内容的补充及诠释;在编排体例上,《桂故》每卷末都有“漓山人曰”,记录张鸣凤的议论之言、心得体会及考证结果等,这与《桂胜》是一脉相承的;在编写上,同样是以考证精审、详实为原则。
张鸣凤晚年还曾受广西巡抚蔡汝贤委托,编修《广西通志》,但书未成即病故了。在明代,张鸣凤的成就可与王世贞、吴国伦等文坛主将相提并论,只可惜他暮年辞官归里后,居偏隅一方的桂林,与主流文坛京师在地理上相距甚远,诗名也因此渐渐为人淡忘。(康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