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员一生中被人诬告，或坐牢或免职一两次，不算稀奇，但一生九年流放，六次被人诬告，三次坐牢，两次罢官，一次陪斩，这恐怕算得上传奇经历了。清中叶著名御史谢济世，其人生就如此。

　　弹劾“第一巡抚” 险招杀身祸

　　谢济世(1688～1756年)，字石霖，今全州县龙水镇桥渡村人。他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中举，为解元，五十一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他的灾难是从御史任上开始的。那是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他上任不到十天，就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险遭杀身之祸。

　　这田文镜曾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巡抚”，因此，雍正将奏章掷还，下令将谢济世革职，严刑讯问，一定要问出指使人是谁。

　　据《清史稿》记载，主审谢济世的为刑部尚书励杜讷。励问谢谁是指使者？他答以“孔、孟”。问何故？答：“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

　　励杜讷一听，下令动用刑具。拷打太厉害时，谢受不了，就大呼康熙皇帝的庙号“圣祖”，弄得满朝大臣面面相觑，一听到康熙庙号，所有大臣均要下跪。谢一再呼叫，大臣一再下跪，弄得场面十分滑稽。主审官只好如实奏告雍正，说他是“狂生”，想当“忠臣”，满嘴称孔孟不休，就是不说受谁指使，拟斩。但雍正并未把谢济世斩首，只是发配阿尔泰军前。由于他的才气，充军初期受到优待，他在军营“讲学著书不稍辍”。

　　“诽谤朱程” 被绑刑场

　　雍正七年(1729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搜查谢的居所，得所注古本《大学注》一书，便上报朝廷，说他“诽谤程朱”。

　　雍正接到举报，令交刑部议罪。十月，谢济世入狱。

　　他在狱中“欲自毙，绝粒五日”，但未死成。

　　锡保又劾奏与谢一道充军的陆生楠，说他著《通鉴论》，文中“诽议时政”。

　　这陆生楠是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瑶上村人，举人出身，以工部主事试用。因“傲慢不恭”，被发往军前效力。

　　雍正对陆印象不好，一见锡保的奏章，认为陆与谢为同党。刑部以谢“诋讪怨望，怙恶不悛”，以陆“诽议时政”定罪，俱应斩首。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两人在阿尔泰同被绑赴刑场。陆生楠先被斩首，刑官问谢济世：“汝见否？”谢从容答道：“吾见矣！”此刻锡保才宣读雍正圣旨：“谢济世从宽免死，交与顺承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

　　谢济世从刀下捡得一条性命。

　　误印书稿 被毁版烧书

　　雍正以暴病死，乾隆即位，代之以“政尚宽大”，诏开言路。一日，乾隆看到一篇题为《论开言路疏》的奏章，署名为西北边疆的伯大臣钦拜，击节叫好。不久，平郡王到京觐见乾隆。乾隆开口就称赞钦拜的奏疏“有古大臣风”。平郡王以实相告，说是谢济世代写的。乾隆皇帝笑对左右说：“果不出朕所料也。”随即召谢济世回京，任为江南道御史。

　　谢济世却不吸取教训，回京后又将所撰《大学注》、《中庸疏》向乾隆进上，并表白：他注释《大学》，“遵古本不遵程朱”，希望能够得以出版。乾隆对谢责以“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将书发还，但未加罪。

　　乾隆二年(1737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又上《遵旨陈言疏》，批评朝廷办事无定章，政策朝令夕改。乾隆很是不满，逐条批驳。乾隆本打算将他严加惩处，但又考虑到他知名度颇高，最后决定免于问罪。

　　乾隆三年，谢济世请求外放，以便照顾老母。这年，朝廷特授他湖南粮储道，为四品官。

　　到了乾隆六年，他的小儿子误认为他自注《周易》、《中庸》等书稿已经朝廷审过，遂在湖南付印。不料却被人密奏所注是“离经叛道”之说，与程、朱不合。

　　乾隆以“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关系，亦不可置之不问也”。下令交湖广总督孙嘉淦处理。结果是毁版烧书，但未加深究。谢济世又侥幸逃过了一关。

　　揭知县短 反被诬告

　　乾隆七年(1742年)秋，谢济世在长沙得知衡阳知县李澎、善化(今属长沙)知县樊德贻加重征粮。于是，乾隆八年正月，他向湖南巡抚许容当面揭发两知县劣迹。可是，他没想到李、樊竟是许容的心腹。第二日，便有衡州通判方国宝来当说客，希望谢对李、樊“寝息其事”，谢当场拒绝。

　　过几天，谢济世又去见许容，要求参揭樊、李。许容心中恼怒，便利用权力，反向朝廷诬告。

　　乾隆看罢许容的奏稿，勃然大怒，下令先将谢济世罢官下狱，再交湖南布政使张璨审讯，并派岳(州)常(德)澧(州)道的道台仓德，代理粮储道一职。

　　但谢济世握有樊、李劣迹的证据。怎样才能扳倒谢呢？

　　张璨为巴结许容，写下一信，托即将升任四川布政使的王玠路过岳阳时交给仓德。张璨的信中写道：在参劾谢济世的文本中，有“该道所访皆属风影”句，而长沙府在审理衡阳役丁时，斛面、地盘、票钱都说得实实在在，这与参本矛盾。张璨要求仓德改换役丁口供，还说此事已跟巡抚商量过。

　　仓德左右为难：如按信中要求办，则有同流合污、结党欺君之罪；如不办，则有拂当地领导之意。他只好将此事写成书信，分别寄给孙嘉淦和漕运总督顾琮。

　　孙嘉淦与许容是老同事，只叫仓德“婉曲善处”，寝息其事。而漕运总督顾琮，却因事关漕米，不得不重视，便将仓德的报告转给督察院。

　　当时左都御史刘统勋感到事态严重，便将仓德的信及所有相关案卷，一并送给乾隆，同时派御史胡定去湖南调查。但乾隆却对此事持怀疑态度，将此奏稿转交孙嘉淦，令其秉公审理。

　　胡定先是得知湘籍在京人士议论许容妒贤嫉能，又闻谢被参之日，长沙街头出现小字报，说谢济世是“民之父母”、“君子”，便在奏章中说：自己细加询访，获知谢确系遭诬陷。

　　乾隆仍半信半疑：因为胡定与谢曾同是御史。于是谨慎地批示：此案关系言路、封疆，必须彻底审明，辨白是非，以示惩儆。他派户部侍郎阿里衮前往湖南，会同孙嘉淦办理此案。

　　阿里衮到达长沙后，办案困难重重。因许容、张璨等尚在任上，孙嘉淦又有意袒护，知情者敢怒不敢言。

　　这时，刘统勋又上奏，给乾隆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原来，王玠将张璨的信交给仓德时说：“诸事还要委曲随合上司意思，若一味坚守原则，恐行不下去。”仓德听罢，大为骇异，向孙嘉淦面陈前事，孙只是对仓德说：“你是正经人，怕什么？我审问时也不问这一款。”

　　乾隆读罢刘的奏折，下令将许容、张璨解任，知府张琳与两知县樊德贻、李澎革职，并命阿里衮代理湖南巡抚。一场错综复杂、震动湘省的督抚挟私诬陷下属案，才得以真相大白。不久，谢济世改为补授湖南驿盐长宝道。

　　终被告倒 退职返乡

　　许容等人虽被革职，但门生故吏很多，处处伺机报复。谢济世不久便请求调往广东。

　　新任湖南巡抚蒋溥，常熟人，也有文才。他总认为谢著书立说是“离经叛道”。于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密奏乾隆说：地方绅士等很多人与谢济世往来，并有拜为门生者；且谢捏造私书，谬附舆论，种种诞幻，任意褒讥；又说谢年纪已大，“不能表率僚属”；擅自请调广东等。乾隆虽然说过“文字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置而不论”的话，但还是认为谢济世“不知感谢朕恩，乖张狂妄”，批准蒋溥所奏，令56岁的谢退休回籍。

　　这次诬告，终于使他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挫折使谢济世变得聪明起来了，他扶杖到蒋溥处告辞。蒋溥大喜，送银60两，且令下面司道各予赠送。大有送鬼神而远之之意。

　　大凡在外为官者退职还乡，多少有礼品赠送地方官，而谢济世两袖清风，无以为送。而每日士子来探望不绝。全州知州吴绪永(《全县志》为吴永绪)，既不满意他无馈送，又担心有把柄让他抓住，便想找人捏词诬告谢济世，但无人响应；又在上司之间活动，也没有人听信他。

　　这一次诬告虽然没得逞，但谢济世自知褪毛鸾凤不如鸡，退休在家，就是平民一个，便称病杜门谢客。

　　被罢官之后12年，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谢济世逝世，享年68岁。他的著作有《梅庄杂著》，所著经书全被烧毁。(蒋钦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