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讯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以对记者谈话的形式发表《我的主张——— 焦土抗战》一文。文章开宗明义：

　　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必须不许此不死不活之现状，继续下去，必须改变此苟因循之现状，尤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中日问题或亦可因之获得和平希望。

　　文章情绪激昂，排比对偶，语句铿锵，随手可拾警彻人心的文字，如下面这一段：

　　抗战则存，屈服则亡。除坚决抗战而外，更不容有徘徊余地。明知战固难免牺牲，然不战之牺牲更大。不战牺牲，其结果为国亡种灭。战虽牺牲，尚可确立民族复兴之基础。

　　此论一出，振聋发聩，一扫“恐日症”的阴霾，在“不抵抗论”主导中国舆论的情势中，发出闪电式的强光。

　　1937年1月，李宗仁在《东方杂志》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更系统、更深入地阐发他的主张，他分析战争爆发可能出现的情势，预测战争最后的结果：

　　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此中国在战略上较日本便于运用者三。加以中国交通不便，资源未尽开发，经济未能集中，我若军民协力，凭险抵抗，步步作战，则敌必疲于奔命，无法速结战局。战局一经延长，则日本内部及其在国际关系上之矛盾，将日益扩大，最后结果，必陷于空前惨败而为拿破仑、威廉第二之续。

　　此文发表于“七七事变”前半年，对照后来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进程和战略方法，战争的发展确实如李宗仁所预测的那样步步发生，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李宗仁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两个月之后，针对战争进程，李宗仁又发表《焦土抗战的主张与实践》一文，更详尽地提出了“全面抗战”、“攻击战”和“持久战”的具体战略主张。

　　在此之前，李宗仁是全国闻名的北伐名将、桂系首领，自提出与“不抵抗论”针锋相对的“焦土抗战论”之后，李宗仁成为感召中国的抗日战争战略家。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李宗仁率领广西子弟率先出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领导数十万、上百万中国军队北战南征，身体力行其“焦土抗战”战略主张，并以台儿庄战役首先击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抗日战争重要的军事家，全中国人民景仰的民族英雄。

　　“焦土抗战”为李宗仁首倡，这是许多人知道的事实。“焦土抗战”中包含的持久战、游击战思想，则为绝大多数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上述引文，让我们意识到，李宗仁的“焦土抗战”思想有相当丰富而实用的内涵，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对国际形势、国家现状、敌我对比进行了审慎、深入、长期的思考之后结出的思想硕果。正因此，它一经提出，就被广泛引用，“焦土抗战”因此成为中国全面抗战最悲壮、最励志的抗战口号。

　　我有时想，“焦土抗战”，真是一个悲壮决绝的号召。提出“焦土抗战”思想的人，只能是像瓦氏夫人、袁崇焕、冯子材、李宗仁这样的南蛮。这些生活在风生水起、平地拔起的中国南部边陲的人物，还保留着人类在刀耕火种时代原始的血气和蛮性，在举国沉沦之际，他们登高一呼，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去燃烧整个国家的血气，振奋整个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老大的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有未曾断裂的文化。历史的悠久、文脉的绵长，既是这个民族足以自豪的传统，也是这个民族固步自封的困囿。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军事家的李宗仁，他所提出的焦土抗战，并非纯粹的军事观点，亦非暂时的战争策略，他之所以提出如此决绝的号召，实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地大人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所患的沉疴，他试图用焦土抗战的理念去惊觉民族麻木不仁的神经、砥砺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意志。

　　试读李宗仁这段文字：

　　不抵抗之结果，适足使民族意志日趋消沉；被压迫民族之恃以抵抗强暴者，不在飞机大炮，而在坚强之民族意志；日本征服中国之所最感困难者，亦厥为中国之坚强意志。但在不抵抗之环境下，民族意志之日趋消沉，实为极自然之结果。……在带甲拳头下之所谓亲善提携，更给予民族精神上以莫大损害。此种民族意志消沉之结果，一方面则为汉奸国贼之不断产生，另一方面则为民族精神之无法表现。降及今日，敌人犹以为不足，更要求所谓根绝排日思想，取缔抗战救国运动，及修改教科书等，使其诡计果售，则中华民族唯一抵抗侵略之精神上武装亦将永远解除矣。

　　物质上的武装固然不能解除，精神上的武装尤其不能解除。物质武装决定胜败之一时，精神武装决定胜败之长久。深层而言，李宗仁之倡导焦土抗战，并不仅仅着眼于战争，而是着眼于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复兴。(黄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