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讯(记者 岳怡)1938年10月，陶行知到桂林，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支持下，他组织建立了生活教育社。这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抗日团体，又有当时的官方经费支持。这一事实可以解读为战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也就是战时中国需要这样的理论与实践。陶行知的学术心和爱国心也需要这样的现实环境。

　　生活教育社以广西桂林为中心，活动范围则是战时全国各地，主持其事者则是陶行知、李任仁、邵力子、黄炎培、汪达之、刘季平、杨东莼、张劲夫等33位理事。生活教育社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生活需要、设计教育方案，编辑教育材料，研究专门问题，试验教育方法，推广探讨所得，介绍社员服务，促进社员互助，指导社员进修。这些任务都一一落到实处，绝不是案头文牍。每一任务都由常务干事会专人负责：如组织部刘季平负责，编辑部戴伯韬负责，服务部王洞若负责，调整设计部杨东莼负责，总务部由杨寅初负责。生活教育社的社址专设于中山纪念学校，以此为基地，积极开展工作。在研究工作方面，组织过国民教育、战时教育、游击区教育、中国儿童运动，以及生活教育研究提纲等专题研究。在编辑出版方面，积极出版生活教育社社报《西南儿童》、《少年战线》、《生活教育社通讯》、《工作与学习》等。在学校建设方面，大力推行小先生制以及在桂林重建新安小学。在抗战宣传教育工作方面，竭尽所力，其中以新安旅行团的宣传教育工作最引人注目。

　　“新旅”是一支红色宣传队。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党支部支持了1935年的筹建。在上海，党组织安排“新旅”进行过集中的学习，艾思奇讲哲学，孙冶方讲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冼星海教乐理、教合唱指挥，盛家伦教声乐，张庚、洪深讲戏剧理论和导演，让“新旅”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受到切实的训练。1937年12月，“新旅”已经建立党支部。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特委指导完成了对“新旅”成员进行红军宣传队艺术表演经验培训和八路军政治工作经验培训。当陈诚以收编的名义要取消“新旅”时，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干预，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约团体的名义保全下来的。“新旅”原是由陶行知组建的新安小学为基础建设起来的，本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在国破家亡的烽火岁月里变成了一个救亡图存的宣传团队。“新旅”团员年龄小，但很有创新精神，创造过多种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方式。这些能歌善舞的孩子在桂林不但演出过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大型舞剧《虎爷》，而且还创造过“生活教育”的新形式。

　　桂林城中遍布岩洞。“新旅”在桂林举办的“岩洞教育”，实践的就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灵活运用教学手段，把桂林人民的被动逃难转变为主动学习。日军飞机曾对当年的桂林城进行狂轰滥炸，缺乏防空训练的桂林市民伤亡惨重。“新旅”应广西当局之请，协助市民学习防空常识。“新旅”团员深入桂林各中小学，完成普及防空知识的任务。歌曲、快板、双簧表演，还有反轰炸火炬大游行，激励了桂林市民的斗志，也缓释了那种恐怖慌乱的情绪。这时，陶行知心想：桂林平均10万人每天每人白费5小时在岩洞里躲空袭，浪费的时间是每天50万小时，多么可惜呀！他找到“新旅”负责人徐志贯，建议把七星岩作为岩洞教育的天然校舍，躲空袭的老百姓在这里有时间学习，“新旅”团员可以在这里组织儿童上课，教唱抗日歌曲，在洞口举办日寇侵华暴行图片展览，在岩洞附近的草坪上还可以表演宣传抗战的歌舞小节目。愿识字的进识字班，爱唱歌的进歌咏队，想了解抗战形势的可以到宣传站。这种“岩洞教育”方式，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实现了陶行知倡导的全面抗战形势下的全面教育，把逃难的、躲空袭的人群变成不断学习的人群，激励他们成为对敌冲锋的爱国者。今天，在七星公园的曾公岩石壁，还保留着当年用牛皮胶水拌红土写下的标语———“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后来，广西当局对此也很重视，让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邱昌渭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山洞教育。这样，桂林城的每一个岩洞都有人专门负责，变成了战时人们学习的好课堂。

　　徐特立途经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汪达之。他高兴地对“新旅”负责人汪达之说：“你们的工作搞得好哇！民众们喜欢你们的岩洞教育，你们把岩洞变成一所民众抗战大学了啊！”李克农特地请来苏联塔斯社记者卡尔曼为“新旅”的“岩洞教育”拍摄了纪录片《小英雄》，卡尔曼把该片和以广西学生军生活为内容的影片一起带到苏联，向“二战”中的苏联人民介绍了中国抗战时期的这种“生活教育”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