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讯(记者 岳怡)1942年3月9日，奉党中央之命，东江游击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巧妙安排护送从香港撤出的上千名进步文化人到广西。国民政府有部队在那一带活动，但他们对文化人漠不关心。东江纵队在跟日伪的战斗中，已损失巨大，但为了国家的未来发展，他们不怕牺牲，从火线上营救了这一批“国宝”。茅盾夫妇也是由东江纵队武装护送，顺利撤回的。到桂林时，茅盾的主要想法就是在桂林休整一下，以便正确地估计形势，决定此后的行动方向。

　　为了有时间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也为了审时度势，看看重庆方面对茅盾写完《腐蚀》和许多杂文之后的态度，茅盾夫妇决定在生活上因陋就简。文化供应社的宿舍楼给茅盾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当时新盖的一座二层楼房，楼房分前后两楼，前楼为上房，上下有八大间，后楼为下房，只有四小间。两楼中间是个天井。在茅盾夫妇到来之间，宿舍楼由邵荃麟、宋云彬、金仲华以及一位姓王的出版商分住。茅盾夫妇来之后，邵荃麟主动把自己的厨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暂住。“厨房很小，大约八九平方，只能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桌子。”茅盾就在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的桌子上写东西。

《子夜》手稿。(资料图片)

　　浓郁的烟火气息，时时刻刻都在刺激茅盾的具体感觉。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西端，每到春天，总是阴雨连绵，空气中湿漉漉的水汽借着北回归线附近温热的地气升腾弥漫，这种“桑拿天”常常搅得人郁热难当、闷腻难过。住在前楼的宋云彬屋里深夜不停的麻将声、笑骂声，吵闹嘈杂。在《新版后记》中，茅盾对这种具体的生活环境做过一种生动的描写。历经劫难，多次险处逢生的茅盾，有一种过人的机警和沉着，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冷静，茅盾的笔端显得那么客观、理性。“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个天井(院子)。每天在一定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让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那时茅盾客居之处没有电灯，晚上以桐油灯照明，光线昏暗。46岁的茅盾眼睛又不好，只能白天写作，晚上歇工。“两部鼓吹”的表现，确实让茅盾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为此大发了一通怒火，“两部鼓吹”这才收敛了些。茅盾在丽君路南一巷的心情，也许是由于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同时也是对那个年代桂林那种官商结合的气氛的抗拒。

　　“两部鼓吹”中的主角是宋云彬夫妇。茅盾明确地说：“我来到桂林，就有人向我告状，说宋云彬成了‘资方代言人’,但我与他相处一段时间后，却觉得他主要的毛病是学会了做官。”茅盾对宋云彬站在出版商立场上，不考虑作家权益的言论、行为，常常深以为憾！在言语间涉及宋云彬的“官气”，也就颇多针砭。在茅盾看来，抗战时期，无论是文化市场，还是作家，实际上都在接受着战争的冲击。他主张立足读者的需要和文化的要求来从事出版事业。

1921年，茅盾(右前)与叶圣陶(右后)、郑振铎(中坐者)、沈泽民(左一)摄于上海半淞园。(资料图片)

　　40年代在桂林，作家撰一千字的稿酬，还不及排字工排一千字的工资。为了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桂林文艺界做过许多积极的工作，但遭遇到的阻力也正来自部分不识大体的出版商。文化供应社是当时广西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国民党左派人士、桂系智囊之一的陈邵先曾是文化供应社的社长，他热情相邀胡愈之来主持文化供应社的工作。胡愈之去了新加坡之后，就由宋云彬担任文化供应社的出版部主任。宋云彬主张作家们自己要降低经济上的要求，他不支持作家希望提高稿酬、版税的意见。他说：“作家倘不降低要求，出版家赚不了钱，不肯出书而转向了剪刀浆糊政策，或者干脆改行做其他更赚钱的生意，那时作家将更要饿肚子。”此语一出，作家们自然能明白其话外之音。作为出版商，在商言商合情合理，但不考虑国难时期的特点，不考虑文艺创作的智力投入特点，不考虑跟文艺工作者一起共克时艰，这种出版商，不要说是文化人，即使作为商人，也只能称其为利欲熏心的商人，至少是心胸狭隘的商人吧。

　　茅盾受“文协”桂林分会的委托，主持了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座谈会。他邀请了“资方代言人”宋云彬出席。茅盾一边报告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争取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建议酝酿和提出的经过，并听取大家的意见；一边也注意到宋云彬的反应。宋云彬在建议书上签了字，并表示完全同意。但从此之后，“文协”桂林分会的会议，宋云彬总是借故推托，不再出席了。在茅盾看来，这样的“官气”和“商人气”，实在是不足为训。用茅盾的话说，那就是：“文艺界的事也很少过问，俨然是个出版家了。”茅盾年轻时候就参加过中共上海小组的筹建，其后又长期从事文艺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文学作品创作，观察人和事具体而又准确。他在回忆录中记述的这些事实，绘写出了国难时期一些出版商的真实状态，也表明进步文化人在桂林文化城要面对的是些什么样的问题，要改造的是些什么样的沉疴。

1938年10月，茅盾全家在香港九龙太子道寓所。(资料图片)

　　桂林的山水之美，还有那醇厚的友情，这些都是茅盾的桂林之旅中最美好的记忆。柳亚子家的大厅是适合聊天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纵论古今，无话不谈。看似漫无目的闲聊，助产的是《雨天杂写》那一组历史掌故。从表面上看是讨论秦皇汉武，姚兴与鸠摩罗什，拿破仑和希特勒，李斯与董仲舒，但旨趣仍落脚于社会分析。柳亚子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有条件从广西省政府申请专用游船。他曾组织茅盾、陈此生、田汉、熊佛西、杨东莼等朋友各携家眷夜游漓江，赏月、观景，也饮酒赋诗，一抒怀抱。既是难得的遣兴，又进行了有效沟通，更是积极的休息。

　　战时桂林人躲空袭是日常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空袭警报、近郊机场的军用仓库的爆炸声也时常传到茅盾的厨房兼写作间。茅盾在桂林从不躲空袭，既是因为具有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也是为了抓紧这两三个小时安静的时间来写作，因为这时候所有人都在岩洞里。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就是在这样的时间空间里完成的。这篇7万多字的作品速写了一些香港战争期间的重要生活片断，后由桂林学艺出版社1946年6月出版。《霜叶红似二月花》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得稿15万字，1943年9月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引起桂林文艺界的高度重视。在作品讨论会上，巴金、田汉、艾芜、周钢鸣、司马文森、端木蕻良、林焕平、黄药眠等文艺家一致认为，那是抗战以来文艺创作的巨大收获。这些展现给桂林文艺界的业绩表明的是一位杰出作家的高水准的劳作，体现的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职业作家的工作风范。

　　从风雪天山的新疆迪化之行后，茅盾已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写作和办刊物上，而不是文学教学上了。到桂林后，除了参加“保障作家合法权益”的活动之外，他也都尽可能避开那些社会活动，以便专心写作。由于难以推托邵荃麟，他还是去了文艺讲习班讲课，参加培养文艺新人的工作。茅盾的文学教学很有针对性，注重教学实效。他在归纳文艺讲习班学员提问的基础上，以“阅读”、“观察”、“写作”这三个环节为主要内容，为学生们系统地讲述了作家的文艺修养问题。这就是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的那篇《杂谈文艺修养》。顺着这一思路，他为《新文学连丛》写了如何搜集题材的《有意为之》，为《耕耘文丛》写了《大题小解》之一、《大题小解》之二，为《青年文艺》写了《谈人物描写》，为《诗创作》写了《“诗论”管窥》。这些不同论题的文章，不正是茅盾文学教育思想的基本要点吗！他强调“修养”，但没片面强调技巧，而是更加关注作家用自己的力量去博闻广识，积累人生经验，靠自己的学习去掌握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去形成一以贯之的通识。茅盾在提携文学新人时，也是这样做的。到桂林不久，他见到了《救亡日报》记者、青年作家于逢以及易恐。于逢的报告文学《溃退》、小说《乡下姑娘》以及易恐的《杉寮林》，茅盾都认真地读过，对初露才华的青年颇多嘉许。譬如他觉得于逢的写作在人物处理、风俗习惯的表现、自然环境的描写等方面独具特色，有效地表现出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这些肯定意见以及后来那些具体的修改建议，对于年轻的于逢和易恐，想来都应是莫大的鞭策与激励。

　　1942年12月初，为了完成党组织布置的新任务，去重庆编辑《文艺阵地》，茅盾夫妇离开了他们客居了9个多月的桂林城，从桂林经柳州到重庆。蒋介石派往桂林专门游说进步文化人去重庆的刘百闵也许还觉得这是他扎根桂林半年劝说的成绩，可以借此去邀功请赏了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