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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从辉煌到衰败

来源:桂林晚报2015年5月15日 16:24【评论0条】字号:T|T

  171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景德镇,他立刻被震惊了。这里有100万人,3000座窑,到处是挑夫试图挤过街头的呐喊,“如同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狂欢节”,工人们昼夜忙碌“万杵之声”令人夜不成眠,整座城市犹如巨大的火炉,被形象地称为“四时雷电镇”。

  整整3个世纪,中国平均每年向世界出口一百万件瓷器。殷弘绪承担着一个特殊使命:窃取中国瓷制造的技术秘密。

  殷弘绪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他并不乐观,因为他认为景德镇是不可超越的:这里流水线生产模式极为成熟,工匠世代传承着高超技艺,中国瓷在全球享有非凡声誉,产业集中带来规模效益……这一切,显然比技术秘密重要得多。

  但,殷弘绪错了,几十年后,中国瓷便从辉煌的顶峰跌落。领先千年,却一朝被赶超,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案例更好地说明什么是古今之变,而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长久追问与反思。美国人罗伯特·芬雷试图解答这些疑问,他写了一本书——— 《青花瓷的故事》,经郑明萱翻译后,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中国瓷是怎样走上巅峰的

  在历史上,中国瓷并不是一直领先,它曾经被超越。宋代时,高丽匠人发明了独特的镶嵌青瓷,南宋《袖中锦》中称:“高丽秘色,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但宋人并不紧张,因名窑遍地,定、汝、哥、龙泉、钧、耀州、磁州、吉州、官、建等窑各具特色,不断推出新产品。

  除了内部格局多元化,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亦广泛联系。元代之前,中国瓷多为纯色,少绘图,景德镇早期青花只有小件,专为东南亚群岛不太挑剔的客户制作。但来自波斯的“回青”改变了一切,它独特的光泽将白瓷优点发挥到极致,大名鼎鼎的青花瓷从此跃上历史舞台,

  中国瓷是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体系,它从竹器、青铜器、皮革制品、纸制品、木器等中获得设计灵感,以军持壶为例,器形原出自中亚,是云游僧、伊斯兰教徒盛水洗手的用具,隋唐时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瓷出口的拳头产品。

  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中亚匠人也在摸索中国瓷的烧制方法。真正的中国瓷需1350摄氏度高温烧制,以使高岭土与瓷石产生反应,形成独特品质。但中亚没有瓷石矿,只好用1000摄氏度烧仿制品,按西方分类标准,这属于炻器,不配称为瓷。其缺点是易脱釉,表面看像青花瓷,可水一洗便掉色,只能用于摆设。

  除了独有的矿产资源外,中国瓷还拥有两大竞争优势:一是人力成本极低,以至于买中国产的正品比买中亚的仿制品还便宜许多,二是整合的优势,政府介入瓷业管理,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天下秩序中,这两个优势看上去坚不可摧。

  辉煌背后有暗疮

  16世纪起,西方势力开始介入天下秩序。

  按天下秩序的游戏规则,多出口少进口、薄利多销是王道,在人们的意识中,始终存在着“财富靠积累而成”的观念,在制度设计、文化准备等方面,均不鼓励流通,对市场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交易规模虽大,却始终达不到促成市场产生质变的水平。

  而西方人更认同世界秩序,相信“财富靠交易而成”,交易越频繁,市场化程度就越高,社会整体效率亦将提升。中国瓷的优秀品质、低廉价格,恰好给了他们一个空前的机会。正是在西方商人们的努力下,中国瓷出口量猛增,走向了所谓的“辉煌”。

  但,这个“辉煌”的代价是多大呢?

  依靠中国瓷,西方商人们建立起世界市场(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瓷是第一个“世界商品”),培养了国际贸易的人才团队,并获取丰厚利润,从而进一步提升投资能力。

  而中国获得了什么?中国瓷的价格依然低廉,只是扩大了就业而已,而这个就业是建立在低人权基础之上的,普通工人年收入只有六两半白银,仅够温饱,到年长体衰时,只好饿毙街头。此外,景德镇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为了烧窑,周边森林被砍伐一空。

  这,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展现出两种不同秩序间的优劣之别。

  表面看,别人花钱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岂不是越来越富?其实,类似争论在当年英国也存在过,许多英国人反对进口印度棉布,认为会抽空英国财富,但亚当·斯密认为:为了买漂亮的印度棉布,消费者会努力去赚更多的钱,他们将因此而免于织造棉布式的低效劳动,这有利于英国产业升级。

  历史证明,亚当·斯密是对的。

  奇怪的应对策略

  但,天朝并未意识到风险。

  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结束海禁,力推中国瓷出口,由于此前多年战乱,中国瓷退出了国际市场,日本瓷、东南亚瓷乃至欧洲低仿取而代之,为重振雄风,皇权加强了对景德镇的管控,一切由特设官员说了算,从而形成了垄断的局面。好处是,调拨资源更方便了,坏处是,创新冲动被抑制。

  由于引进西洋珐琅彩,景德镇产品质量仍在提升,但这些创新仅服务于皇帝个人癖好,很少能进入市场,随着清廷与传教士关系破裂,中国瓷质量开始下滑。

  在不经意间,中国瓷进入了一个怪圈中:明明天下秩序已不适应时代要求,可越是遭遇世界秩序挑战,反而越要坚守天下秩序。

  因为,天下秩序最符合皇权的利益。

  皇权绝不容忍任何挑战者,谁做强,谁在客观上就已经是敌人了。只有均弱,才是皇帝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故政治上要“多封众建”,经济上要“不患寡而患不均”。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撞上玻璃天花板,由于投资能力不足,富人们只能靠压榨工人获利,而非研发新技术。

  皇权始终不愿真正保护投资人,也不愿真正保护创新,世界秩序需要强者、需要竞争,可这恰好是天朝不能触碰的底线,所以只好坚守老办法。皇帝们想,既然过去有效,那么将来也有效。

  垄断打败了中国瓷

  1765年,玮致伍德研发出了乳白陶,中国瓷遇到真正的敌手。

  玮致伍德的胜利由一连串创新构成:他引入了景德镇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不断改变图案、器形设计,引入市场调研、广告等市场手段……他花了近20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瓷竟毫无应对动作。

  垄断生懈怠,即使是完美的中国瓷,也没能抵抗住制度劣势的消解力量。因马戛尔尼事件,神秘东方的神话破灭了,任性、反文明、拒绝融入世界等负面性格不仅使当时中国形象一落千丈,也给中国瓷声誉带来毁灭性打击。

  其实,即使是中国瓷外销的“辉煌”时代,它给中国带来的收入也很少,倒是西方商人们从中得到了80%-100%的暴利。生产者越来越穷,销售者越来越富,中国瓷被替代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

  作为专史,本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从全球文化互动的角度来看历史,像中国龙形象变迁、中国与西亚设计互动等内容,令人眼界大开。二是作者并非就瓷器谈瓷器,而是以瓷器为线索,勾勒出千载以降,人类文明在互动、碰撞、交流中所呈现出的多元与丰富。(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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