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景德镇，他立刻被震惊了。这里有100万人，3000座窑，到处是挑夫试图挤过街头的呐喊，“如同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狂欢节”，工人们昼夜忙碌“万杵之声”令人夜不成眠，整座城市犹如巨大的火炉，被形象地称为“四时雷电镇”。

　　整整3个世纪，中国平均每年向世界出口一百万件瓷器。殷弘绪承担着一个特殊使命：窃取中国瓷制造的技术秘密。

　　殷弘绪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他并不乐观，因为他认为景德镇是不可超越的：这里流水线生产模式极为成熟，工匠世代传承着高超技艺，中国瓷在全球享有非凡声誉，产业集中带来规模效益……这一切，显然比技术秘密重要得多。

　　但，殷弘绪错了，几十年后，中国瓷便从辉煌的顶峰跌落。领先千年，却一朝被赶超，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案例更好地说明什么是古今之变，而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长久追问与反思。美国人罗伯特·芬雷试图解答这些疑问，他写了一本书——— 《青花瓷的故事》，经郑明萱翻译后，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中国瓷是怎样走上巅峰的

　　在历史上，中国瓷并不是一直领先，它曾经被超越。宋代时，高丽匠人发明了独特的镶嵌青瓷，南宋《袖中锦》中称：“高丽秘色，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但宋人并不紧张，因名窑遍地，定、汝、哥、龙泉、钧、耀州、磁州、吉州、官、建等窑各具特色，不断推出新产品。

　　除了内部格局多元化，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亦广泛联系。元代之前，中国瓷多为纯色，少绘图，景德镇早期青花只有小件，专为东南亚群岛不太挑剔的客户制作。但来自波斯的“回青”改变了一切，它独特的光泽将白瓷优点发挥到极致，大名鼎鼎的青花瓷从此跃上历史舞台，

　　中国瓷是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体系，它从竹器、青铜器、皮革制品、纸制品、木器等中获得设计灵感，以军持壶为例，器形原出自中亚，是云游僧、伊斯兰教徒盛水洗手的用具，隋唐时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瓷出口的拳头产品。

　　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中亚匠人也在摸索中国瓷的烧制方法。真正的中国瓷需1350摄氏度高温烧制，以使高岭土与瓷石产生反应，形成独特品质。但中亚没有瓷石矿，只好用1000摄氏度烧仿制品，按西方分类标准，这属于炻器，不配称为瓷。其缺点是易脱釉，表面看像青花瓷，可水一洗便掉色，只能用于摆设。

　　除了独有的矿产资源外，中国瓷还拥有两大竞争优势：一是人力成本极低，以至于买中国产的正品比买中亚的仿制品还便宜许多，二是整合的优势，政府介入瓷业管理，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天下秩序中，这两个优势看上去坚不可摧。

　　辉煌背后有暗疮

　　16世纪起，西方势力开始介入天下秩序。

　　按天下秩序的游戏规则，多出口少进口、薄利多销是王道，在人们的意识中，始终存在着“财富靠积累而成”的观念，在制度设计、文化准备等方面，均不鼓励流通，对市场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交易规模虽大，却始终达不到促成市场产生质变的水平。

　　而西方人更认同世界秩序，相信“财富靠交易而成”，交易越频繁，市场化程度就越高，社会整体效率亦将提升。中国瓷的优秀品质、低廉价格，恰好给了他们一个空前的机会。正是在西方商人们的努力下，中国瓷出口量猛增，走向了所谓的“辉煌”。

　　但，这个“辉煌”的代价是多大呢？

　　依靠中国瓷，西方商人们建立起世界市场(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瓷是第一个“世界商品”)，培养了国际贸易的人才团队，并获取丰厚利润，从而进一步提升投资能力。

　　而中国获得了什么？中国瓷的价格依然低廉，只是扩大了就业而已，而这个就业是建立在低人权基础之上的，普通工人年收入只有六两半白银，仅够温饱，到年长体衰时，只好饿毙街头。此外，景德镇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为了烧窑，周边森林被砍伐一空。

　　这，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展现出两种不同秩序间的优劣之别。

　　表面看，别人花钱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岂不是越来越富？其实，类似争论在当年英国也存在过，许多英国人反对进口印度棉布，认为会抽空英国财富，但亚当·斯密认为：为了买漂亮的印度棉布，消费者会努力去赚更多的钱，他们将因此而免于织造棉布式的低效劳动，这有利于英国产业升级。

　　历史证明，亚当·斯密是对的。

　　奇怪的应对策略

　　但，天朝并未意识到风险。

　　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结束海禁，力推中国瓷出口，由于此前多年战乱，中国瓷退出了国际市场，日本瓷、东南亚瓷乃至欧洲低仿取而代之，为重振雄风，皇权加强了对景德镇的管控，一切由特设官员说了算，从而形成了垄断的局面。好处是，调拨资源更方便了，坏处是，创新冲动被抑制。

　　由于引进西洋珐琅彩，景德镇产品质量仍在提升，但这些创新仅服务于皇帝个人癖好，很少能进入市场，随着清廷与传教士关系破裂，中国瓷质量开始下滑。

　　在不经意间，中国瓷进入了一个怪圈中：明明天下秩序已不适应时代要求，可越是遭遇世界秩序挑战，反而越要坚守天下秩序。

　　因为，天下秩序最符合皇权的利益。

　　皇权绝不容忍任何挑战者，谁做强，谁在客观上就已经是敌人了。只有均弱，才是皇帝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故政治上要“多封众建”，经济上要“不患寡而患不均”。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撞上玻璃天花板，由于投资能力不足，富人们只能靠压榨工人获利，而非研发新技术。

　　皇权始终不愿真正保护投资人，也不愿真正保护创新，世界秩序需要强者、需要竞争，可这恰好是天朝不能触碰的底线，所以只好坚守老办法。皇帝们想，既然过去有效，那么将来也有效。

　　垄断打败了中国瓷

　　1765年，玮致伍德研发出了乳白陶，中国瓷遇到真正的敌手。

　　玮致伍德的胜利由一连串创新构成：他引入了景德镇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不断改变图案、器形设计，引入市场调研、广告等市场手段……他花了近20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瓷竟毫无应对动作。

　　垄断生懈怠，即使是完美的中国瓷，也没能抵抗住制度劣势的消解力量。因马戛尔尼事件，神秘东方的神话破灭了，任性、反文明、拒绝融入世界等负面性格不仅使当时中国形象一落千丈，也给中国瓷声誉带来毁灭性打击。

　　其实，即使是中国瓷外销的“辉煌”时代，它给中国带来的收入也很少，倒是西方商人们从中得到了80%-100%的暴利。生产者越来越穷，销售者越来越富，中国瓷被替代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

　　作为专史，本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从全球文化互动的角度来看历史，像中国龙形象变迁、中国与西亚设计互动等内容，令人眼界大开。二是作者并非就瓷器谈瓷器，而是以瓷器为线索，勾勒出千载以降，人类文明在互动、碰撞、交流中所呈现出的多元与丰富。(文/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