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电(记者 吴黎明)据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上周，7旬希腊老人因领不到120欧元退休金在银行外痛哭的一幕在朋友圈中爆刷。很难想象，这令人伤心的一幕居然发生在发达的欧洲，发生在欧洲乃至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
相对应的是，7日拯救希腊的欧元区峰会无果而终，人们唯一记得的是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一大帮领导人围桌而坐，看着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悠闲地喝着咖啡。
老话说，老虎追到屁股背后，还要回头看看是公的还是母的。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欧洲人行动迟缓令人扼腕。
希腊怎么了？欧洲怎么了？
如果把欧盟比作一个人，或许，她正步入中年危机。
回想新世纪之初，当笔者到欧洲常驻之时，欧盟正欣欣向荣。2004年，笔者有幸亲眼见证了欧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大，更是在斗兽场附近的罗马市政厅目睹了《欧盟宪法条约》的签署。然而，当2010年我回国之时，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欧洲突然面临希腊债务危机的侵袭。而今，希腊人通过全民公决在爱琴海边竖立起一个硕大的“NO”，向欧洲、向世界表明自己孤注一掷的悲壮与悲凉。
人常说，盛极而衰。纵观欧盟历史，2005年法国和荷兰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是一个转折点，此后欧盟逐渐走入“命途多舛”的中年。人过中年是什么状态？常见的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还不大好。
“上有老”，对于欧盟来说，连英国这个“老伙计”都开始离心离德，公然拿举行退出欧盟的“损招”逼供；“下有小”，不妨理解为，包括希腊在内的南欧和东欧一些成员国经济不景气，债务高企，希腊的违约与破产已称冷冰冰的现实；“身体不大好”就更好理解，欧盟总体上经济竞争力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问题凸显，黑海之滨的枪炮声让安全问题异军突起……
说中年危机的话，眼下欧洲人最迫切需要妥善应对的是希腊危机。希腊人说“NO”，等于把欧洲逼向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带着希腊玩还是干脆“壮士断腕”？
这是一个决定欧洲一体化前途的关键路口，欧洲人有些迷茫，更是谨慎。连一贯强硬的德国总理默克尔都认为，公决的“NO”并不等同于对欧元的“NO”。
这场危机实质上是一场路线之争。希腊人强调要“日子过好一点”比改革更重要，“一味节约让人受不了”。雅典珠宝店工作的季米特拉的话很能体现希腊人的矛盾心态：“我想留在欧盟，但我不会投赞成票。”换言之就是，我想喝牛奶，但我不想养牛，那太辛苦。
默克尔则更强调“纪律”，希腊必须节约持家，推动结构改革增强“赚钱能力”。默克尔称欧盟是建立在“秩序与责任”的价值观之上，不能有“例外”。实事求是说，默克尔和布鲁塞尔开出的改革药方是对症下药，但给病入膏肓的希腊灌下猛药，希腊病人有些受不了。
这场危机还是一场发展模式之争。欧洲内部大致有四种发展模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西欧的莱茵模式和南欧的地中海模式。
新世纪以来，这些模式都在进行一些改革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幸的是，希腊所代表的地中海模式输的最惨——竞争力下降的经济不足以承受效仿莱茵模式的社会福利，寅吃卯粮最终只会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正因为如此，布鲁塞尔和IMF开出的药方之一就是要“结构改革”，增强“开源”赚钱的能力。
这场危机从本质上体现了欧洲发展的不平衡，政策不到位。“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为了什么而出发。”欧洲一体化的初衷是什么？“欧洲梦”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扭转欧盟内部的发展失衡，缩小贫富差距。
欧盟28国有五亿人口，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东穷西富，南贫北贵。欧盟的“扶贫”主要是两大块：区域发展政策和共同农业政策。2007年-2013年间，欧盟用于区域发展的预算高达3080亿欧元，占到同期总预算的36%左右，是预算“蛋糕”中比例最高的一块。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年头最久的政策之一，通过农业补贴和市场干预稳定食品供给市场、保障农民有较高生活水平。在上世纪90年代，共同农业政策曾经一度占到欧盟总财政支出的60%以上，如今依然占到35%左右。
欧盟需要检讨的是，欧盟的扶贫政策停留为“授人与鱼”，在提高南欧和东欧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措施并不得力。而且，由于德国经济“一枝独秀”，人才、资本反而有从南欧、东欧向中西欧流的趋势，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这，恰恰与“欧洲梦”相背离。
欧盟还面临一个问题是，布鲁塞尔与成员国的话语权之争。从《欧盟宪法条约》后退为《里斯本条约》，欧盟从体制上就决定了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权力架构离当初的设想退后了一步。俗话说，一叶知秋。此后从“欧盟总统”——欧洲理事会主席人选的选择也折射了这一点。近十年来，德国经济实力笑傲欧洲让总理默克尔一跃成为“欧洲女皇”，布鲁塞尔话语权的式微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几年，欧债危机纷纷扰扰，但大家心知肚明：关键方案还得看“最大金主”德国和“铁娘子”默克尔的脸色。
欧盟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对一体化认同感的下降。人常说，有什么比理想破灭更可怕呢。一味地扩大让大反而成为欧盟的累赘，“多速欧洲”成为尴尬的现实。这些年，金融危机叠加欧债危机，除了德国以外，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经济疲软，国际竞争力下降，失业率高企，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在南欧一些国家达到50%以上，毕业即失业造就了欧洲新“垮掉的一代”。
在此背景下，疑欧、反欧论调上升，民粹主义、极左极右思潮风起云涌。无论是欧洲议会选举还是各成员国国内选举，反欧的极左极右政党异军突起成为欧洲政治的新“风景线”。在此政治背景下，英国首相卡梅伦多次提出计划搞“退欧公投”，逼宫之势搁在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下的欧洲，缺乏有战略远见的领袖，带领欧洲走出中年危机的低谷。
更尴尬的是，连“近忧”希腊都令人头疼。7月7日的欧元区紧急峰会除了敦促还是敦促，火烧眉毛了还在扯皮。谁都知道希腊退出欧元区当然是“双输”，但希腊与布鲁塞尔能否达成一个两全其美的新协议，目前还很难说。看来，希腊危机未完，欧罗巴额上的皱纹又添了上一道。
